《后稀缺时代的安那其主义》（一）后稀缺时代

译文不代表译者立场

作者：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
译者：孤云飞鹤

前提条件与可能性

过去所有成功的革命都是少数阶级的排他性的革命（particularistic revolutions），其目的是要维护他们凌驾于整个社会的特殊利益。近代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虽然提供了一种根本性的政治重建的意识形态，但现实中它们只是证明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地位，使资本的经济优势得到正式的政治表达。“国家"、"自由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崇高的概念，掩盖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原子化的孤立的人、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的平凡现实。尽管排他性的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诉求是根本性的，但其不过是用一个阶级的统治代替了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了另一种剥削制度，用一种苦工制度代替了另一种苦工制度，用一种心理压抑制度代替了另一种心理压抑制度。

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之处在于，排他性革命现在已经被普遍革命（generalized revolution）的可能性——完全的和整体性的革命——所吞并。资产阶级社会，如果说它没有取得其他任何成就的话，那么它也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对生产资料进行了革命。这场以网络化为高潮的技术革命，为一个没有阶级统治、剥削、辛勤劳动和物质匮乏的世界创造了客观的、数量上的基础。现在已经有了发展全面的人，完整的人，摆脱了恶行和专制训练模式的工作方法的人，托付给欲望和对奇妙事物的感性领悟的人的方法。现在可以设想人类未来的体验——一个连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维与活动、思考与感性、纪律与自发性、个性与社会、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教育与生活、工作与娱乐的分歧都在一个性质上全新的自由王国中得到解决、协调和有机的结合。正如排他的革命产生了一个排他的、二元化的社会一样，普遍革命也可以产生一个有机统一的、多面化的社会。产权社会以"社会问题"的形式打开的巨大伤口，现在可以愈合了。

自由必须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动物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而不是从生存的角度——来设想，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人并不能仅仅通过摆脱社会统治和获得抽象形式的自由，来消除奴役和成为完全的人。他们还必须获得具体的自由：摆脱物质上的匮乏，摆脱辛勤劳动，摆脱把大部分时间——事实上，是大部分生命——投入到与必需品的斗争中的负担。看到了人类自由的这些物质前提，强调自由的前提是自由时间，强调物质富足以废除作为一种社会特权的自由时间，这是卡尔·马克思对现代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

同样，不能把自由的前提条件误认为是自由的条件。解放的可能性并不构成其现实。技术进步除了其积极的方面外，还有明显消极的、社会倒退的一面。如果说技术进步确实扩大了自由的历史潜力，那么资产阶级对技术的控制也确实加强了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既有组织。技术和丰富的资源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同化到既有的等级制威权体系中的手段。它们为这个体系提供了武器、侦测装置和宣传媒体，以应对大规模镇压的威胁和现实。丰富的资源由于其中央集权主义的性质，加强了政治机器中的垄断、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倾向。简而言之，它们为国家提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手段，可以操纵和调动整个生活环境，并使等级制度、剥削和不自由永久化。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对环境的操纵和调动极易产生问题并充满了危机。资产阶级社会企图控制和利用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尝试，不但不会导致安定（pacification）（这里根本谈不上和谐（harmonization）），反而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关于大气和水路的污染，关于树木植被和土壤的破坏，关于食品和液体中的有毒物质，已经有了许多著作。更具威胁性的最终结果是对像人类这样的复杂生物体所需的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放射性废物在生物体内的富集对几乎所有物种的健康和遗传禀赋都是一种威胁。全球范围内受到抑制浮游生物产氧的杀虫剂的污染，或受到汽油废气中近乎有毒的铅含量的污染，都是威胁到所有高级生命体——包括人类——的生物完整性的持久污染的例子。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必须彻底修改我们关于什么是环境污染物的传统观念。几十年前，将二氧化碳和热量描述为习惯意义上的污染物是荒谬的。然而，这两种事物很可能是未来生态失衡的最严重来源之一，并可能对地球的生命力构成重大威胁。由于工业和家庭燃烧活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在过去一百年中增加了大约25%，到本世纪末还可能增加一倍。媒体广泛讨论了预计二氧化碳的数量增加将产生的、著名的"温室效应"；据推测，这种气体最终将抑制世界热量向太空的散失，导致全面的温度上升，从而使极地冰盖融化，导致广大沿海地区被淹没。热污染，主要来自于核电站和常规电站排放的温水，对湖泊、河流和河口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水温的升高不仅破坏了鱼类的生理和生殖活动，而且还促使藻类大量繁殖，成为水路中的严重问题。

在生态方面，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操纵正在破坏地球维持先进生命形式的能力。由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大规模增加；由于不可降解的废物、铅残留物、杀虫剂残留物和食品中的有毒添加剂的不断积累；由于城市扩张成巨大的城市带；由于拥挤、噪音和大众生活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采矿作业、伐木和房地产投机对地球的肆意破坏，危机正在加剧。因此，在短短几十年内，地球被掠夺的规模在整个人类居住于地球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社会上，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操纵，使日常生活达到了最令人痛苦的空虚和无聊的地步。随着社会被改造成工厂和市场，生活的理性已经沦为为生产而生产，为消费而消费[1]。

救赎性辩证法

是否有一种救赎性的辩证法可以指导社会发展，使之朝着安那其社会的方向前进，在那里人们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日常生活？还是社会辩证法会终结于资本主义，它的可能性被高度先进的、用于镇压和收编目的的技术的使用所封杀？

我们在这里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在物质匮乏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社会辩证法固定在经济领域，这是可以理解的。前面强调过，马克思研究的是解放的前提条件，而不是解放的条件。马克思的批判植根于过去，植根于物质匮乏、技术发展相对有限的时代。即使是它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也主要围绕着工作问题和人来自其劳动产品的异化问题。然而，今天，资本主义是未来的寄生虫，是靠自由的技术和资源生存的吸血鬼。

马克思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是围绕着普遍的物质稀缺体系来组织商品关系的；我们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围绕着普遍的物质富足体系来组织商品关系的。一个世纪前，稀缺必须被忍受；今天，稀缺必须被强制执行——由此可见国家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现代资本主义解决了它的矛盾[2]，使得社会辩证法不起作用，而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社会辩证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的等级领域，从抽象的"历史"范畴扩展到日常经验的具体细节，从生存的舞台扩展到生活的舞台。

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法起源于商品社会的压抑性与技术进步所开启的巨大潜在自由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将社会的剥削组织与自然界对立起来——这个界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的"天性（nature）"——他的情欲衍生的（Eros-derived）冲动。社会的剥削组织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人类生存所需的大气、水路、土壤和生态是无法通过改革、让步或修改战略政策来挽回的。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再生足够数量的大气中的氧来维持地球上的生命。没有任何技术可以替代地球上的水文系统。没有任何技术可以消除放射性同位素、杀虫剂、铅和石油废料对环境的大规模污染。也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资产阶级社会在任何时候会放松对重要生态过程的破坏，放松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停止把大气和水路作为废物倾倒区利用，或停止癌变式的城市化和土地滥用。

更为直接的是社会的剥削组织与人的情欲衍生的冲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官僚操纵的、没人情味的大众社会中体验的平庸化和贫乏化。人的情欲衍生的冲动可以被压抑和升华（sublimated），但永远无法消除。它们随着每个人的诞生和每一代青年的诞生而更新。今天，年轻人比任何经济阶级或阶层都更能阐明人类本性中的生命冲动——欲望的催促、感官性和奇妙的诱惑，这并不奇怪。因此，早在很久前就出现了的等级社会的生物基础，随着标志着等级社会终结的时代的到来，在新的层面上重新出现，只是现在这个基础受各种社会现象所渗透。除非操纵人类的种质（germplasm），只有消灭人本身才能消灭生命冲动。

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弥漫到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和过度发展的一切等级制的形式中。长期孕育着产权社会并促进其发展的等级制形式——国家、城市、集权经济、官僚制、父权家庭和市场——已经达到了它们的历史极限。它们已经耗尽了其起稳定作用的社会功能。这不是一个有关这些等级形式是否曾经在马克思意义上"进步"的问题。正如拉乌尔.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所指出的那样。"也许说等级制的权力保护了人类几千年，就像酒精通过阻止胎儿生长或腐烂来保护它一样，是不够的"{3}。今天，这些形式成为了由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革命力量的攻击目标，无论人们认为其结果是核灾难还是生态灾难，它们现在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随着等级形式发展成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社会辩证法远远没有失效，而是获得了新的维度。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问题"。如果说人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获得生存的条件（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那么现在人为了生存就必须获得生活的条件。通过这种生存与生活关系的颠倒，革命获得了一种新的紧迫感。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马克思著名的社会主义或野蛮的选择，我们面对的是更激烈的选择，安那其主义或灭亡。必需品和生存的问题已经与自由和生命的问题相一致。它们不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调解、"过渡"阶段或集权组织来弥合现存与可能之间的差距。事实上，可能的东西，就是一切可以存在的东西。因此，占用了马克思主义者近一个世纪的"过渡"问题，不仅被技术的进步所消除，而且被社会辩证法本身所消除。社会重建的问题，已经简化为社会的自我解放行为可以自发解决的实践任务。

事实上，革命不仅获得了一种新的紧迫感，而且获得了一种新的希望感。在嬉皮士的部落主义中，在千百万青年的辍学生活方式和自由的性行为中，在安那其主义者自发的亲和团体中，我们发现了从否定行为中产生的肯定形式。随着"社会问题"的倒置，社会辩证法也出现了倒置。"是"与"否"自动和同时地出现。

解决方法的出发点在于问题。当历史的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国家、城市、官僚制、集权经济、父权家庭和市场已经达到其历史极限的时候，所提出的不再是形式上的变化，而是对所有等级形式的绝对否定。对国家的绝对否定就是安那其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解放了"历史"，而且解放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直接环境。对城市的绝对否定是社区（community）——一个社会环境被去中心化为一应俱全的、生态平衡的公社（commune）的社会。对官僚制的绝对否定是区别于中介关系的直接关系——在自由的个人们的大会（assembly）上，代表被面对面的关系所取代。对集权经济的绝对否定是区域生态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工具被塑造得与生态系统的资源相适应。对父权家庭的绝对否定是性行为的解放——所有形式的性管制都被平等人之间自发的、不受约束的情欲表达所超越。对市场的绝对否定是共产主义——集体的富足与合作将劳动转化为游戏，将需求转化为欲望。

自发性与乌托邦

在历史上，当等级制权力和操纵达到最有威胁的程度时，等级制、权力和操纵的概念本身却受到了质疑，这不是偶然的。对这些概念的挑战来自于对自发性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这种重新发现是由生态学、加强了的自我发展的概念以及对社会革命进程的新理解所滋养的。

生态学所表明的是，自然界的平衡是通过有机的变化和复杂性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同质化和简单化来实现的。例如，一个生态系统的动植物种类越多，潜在害虫的数量就越稳定。环境多样性越是减弱，潜在害虫的种群波动就越大，其失控的概率就越大。如果不去干预，一个生态系统会自发地趋向于有机分化，动植物种类变得更多，猎物和捕食者种类多样化。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避免人类的干扰。生产性农业——本身就是对自然的一种干扰——的需求必须始终放在粮食种植和森林管理的生态方法的重要位置。 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往往可以在生态系统中产生变化，从而极大改善其生态质量。但这些努力需要洞察力和理解力，而不是行使蛮力和操纵。

这种管理理念，这种对自发性的重要性的新的重视，对技术和社区——特别是对人在解放了的社会中的社会形象具有深远的应用。它挑战了资本主义理想中的农业的工厂化运作，其围绕着巨大的、集中控制的土地所有权、高度专业化的单一作物种植、将土地退化为工厂车间、用化学方法代替有机过程、使用班组劳动等组织起来。如果粮食种植要成为一种与自然合作的模式而非对手间的对抗模式，那么农业技师们就必须彻底熟悉土地的生态环境；他必须对其需求和可能性有一种新的敏感性。这就要求把农业缩小到人的规模，恢复中等规模的农业单位，并使农业的状况多样化；简言之，它要求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生态的粮食种植系统。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污染控制。巨型工厂群的发展和一到两种能源的使用是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只有发展较小的工业单位，通过广泛使用清洁能源（太阳能、风能和水能），实现能源多样化，才有可能减少工业污染。现在，这种彻底的技术变革的手段已经具备。技术专家们已经为大规模的工业活动开发了小型化的替代品——小型的多功能机器和先进的方法，将太阳能、风能和水能转化为工业和家庭使用的电力。这些替代品往往比今天存在的大型设施更具生产力，浪费也更少。[3]

小规模农业和工业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类要使用管理生态系统所需的原则，社会生活的基本公共单位本身必须成为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社区（ecocommunity）。它也必须变得多样化、均衡化和全面化。这种社区概念绝不是完全出于人与自然界之间持久平衡的需要；它也符合乌托邦理想中的完善的人（rounded man），即个人的鉴赏力、经验范围和生活方式受到广泛的促进因素、多样化的活动以及始终在个人理解范围内的社会规模的滋养。于是，生存的手段和条件就变成了生活的手段和条件；需求变成了欲望，欲望变成了需求。到了这一点，最大的社会分解提供了最高形式的社会整合的源泉，使最迫切的生态需要与最高的乌托邦理想成为共同的焦点。

如果真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言，"日常生活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衡量人际关系的实现或者说，衡量我们对时间的利用"{4}，那么，一个问题就会出现：谁是"日常生活要被实现的我们"？而被解放的自我又是如何出现的，为何它能够把时间变成生活，把空间变成社会，把人际关系变得奇妙的？

自我的解放首先涉及到一个社会过程。在一个把自我萎缩成商品——生产出来供交换的对象——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实现了的自我。只能有自我的开始，一个寻求实现的自我的出现——这个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为了实现必须克服的障碍来定义的。(There can only be the beginnings of selfhood, the emergence of a self that seeks fulfillment—a self that is largely defined by the obstacles it must overcome to achieve realization.)在一个肚子被革命胀得要爆裂的社会里，其慢性状态是一连串无休止的分娩痛苦，其真实状况愈发危急，只有一种思想和行为是有意义的——分娩。任何环境，不管是私人的还是社会的，如果不把这个事实作为人类经验的中心，都是虚假的，并且会减少我们在吸入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毒药之后，所剩下的任何自我。

很明显，今天革命的目标必须是日常生活的解放。任何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革命都是反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解放的是我们，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其每日、每时、每刻，而不是"历史"和"社会"这样的普遍性（universals）。[4]自我在革命中必须始终是可识别的(identifiable)，而不是被革命所压倒。自我必须在革命过程中始终是可感知的(perceivable)，而不是被革命所淹没。在"革命的"词汇中，没有比"群众（masses）"更险恶的词了。革命解放必须是达到社会层面的自我解放，而不是"群众解放"或"阶级解放"，其背后隐藏着精英、等级和国家的统治。如果一场革命不能通过革命者的自我活动（self-activity）和自我动员（self-mobilization）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如果革命过程中不涉及到锻造自我，那么革命就会再次绕过那些活着就是为了活着的人，留下未受影响的日常生活。从革命中必须出现一个完全掌控日常生活的自我，而非再次由日常生活来完全掌控自我。因此，阶级意识的最先进形式就变成了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伟大的解放普遍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化。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革命运动深刻地关注生活方式。它必须努力生长（live）在革命的全部过程中，而不仅仅是参与它。它必须深切关注革命者生活的方式、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他的自我解放的程度。革命者在寻求改变社会的过程中，不能拒绝自身的变化，其要求对自身存在的再征服。就像他所参与的运动一样，革命者必须努力反映他所力图实现的社会的情况——至少到达在今天可能的程度。

过去半个世纪的背叛和失败使其不言而喻：革命进程与革命目标是不能分离的（there can be no separ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the revolutionary goal）。一个社会的根本目标是生活各方面的自我管理，这只有通过自我活动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一种行政管理总是被自我所拥有的模式。人对人的权力只有在人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权力的过程中才能被摧毁，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发现"了自己，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人在所有社会层面上形成了其自我（selfhood）。

自由意志主义社会只有通过自由意志主义的革命才能实现。自由不能作为"革命"的"最终产品"而"交付"给个人；大会和社区不能通过立法或判决而存在。一个革命团体可以有目的、有意识地寻求促进这些形式的产生，但如果不允许大会和社区有机地出现，如果它们的成长没有经过去大众化（demassification）、自我活动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而成熟，那么它们就会像革命后俄国的苏维埃一样，仍然只是形式。大会和社区必须在革命过程中产生，事实上，革命过程必须是大会和社区的形成，也是对权力、财产、等级制和剥削的毁灭。

作为自我活动的革命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它是现代历史上所有伟大革命的首要特征。它标志着1792年和1793年中无套裤汉（sans-culottes）的那些天（journées）、1917年2月彼得格勒著名的"五天"、1936年巴塞罗那无产阶级的起义、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初期以及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革命起义都是由"群众"的自我活动自发发起的——往往是断然违抗革命组织提出的犹豫不决的政策。每一次革命都以非凡的个体化为标志，以欢乐和团结为标志，把每天的生活变成了节日。 革命进程中的这种超现实层面，随着其根深蒂固的力比多（libidinal）力量的爆发，在历史的篇章中暴躁地咧嘴笑着，就像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的萨蒂尔（satyr）的脸。红十月时bolshevik政委在冬宫砸酒瓶不是没有理由的。

传统左派的清教徒主义和工作伦理源于当今反对革命的最强大力量之一——资产阶级环境对革命框架的渗透能力。这种力量的起源在于资本主义下人的商品性，这种品质几乎自动地转移到有组织的群体中——而群体又反过来在其成员身上强化了这种品质。正如已故的约瑟夫·韦伯所强调的那样，所有有组织的团体"都有使自身变得自主的倾向，即使自身与其原定目标相偏离，最后以落入管理它们的人手中为结局。"{5}。这种现象在国家和半国家机构、官方政党和工会中是如此，在革命组织中也是如此。

脱离了革命进程本身，偏离的问题永远不可能彻底解决，但可以通过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而加以防范，并通过对革命者及其团体进行自愿但剧烈的重塑来部分解决。只有当革命团体认识到自己是革命进程中的催化剂，而不是"先锋队"时，这种重塑才能开始。革命团体必须清楚地看到，它的目标不是夺取权力，而是消解权力——实际上，它必须看到，整个权力问题，即从下方控制和从上方控制的问题，只有在不分上下的情况下，才能解决。

最重要的是，革命团体必须摆脱权力的形式——章程、等级制、财产、受规定的意见、癖好、用具、官方礼仪——以及最不易察觉却也最明显的官僚和资产阶级特征，这些特征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强了威权和等级制。这个团体不仅在其制定的决策中，而且在其制定的过程中，都必须保持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它必须在深刻的意义上是一致的，即它的理论就是它的实践，它的实践就是它的理论。它必须在日常生存中摒弃一切商品关系，按照它所要实现的社会的去中心化组织原则——社区、大会、自发性来构成自己。用约瑟夫·韦伯的绝妙话语来说，它必须"永远以简单和清晰为标志，永远有成千上万毫无准备的人可以进入并管理它，永远对所有人保持透明并由所有人控制"{6}。只有这样，当革命运动与它所要实现的去中心化社会相一致时，它才能避免成为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精英主义障碍，像手术线溶入愈合的伤口一样溶解入革命。

展望

今天美国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进程是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全面去制度化。对既定秩序的价值、形式、愿望，尤其是对制度，正在形成一种基本的、影响深远的不尊重和深刻的不忠诚。以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放弃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承诺。他们不再相信它的主张。他们不再尊重它的象征。他们不再接受它的目标，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几乎直觉地拒绝按照它的制度和社会准则生活。

这种日益增长的拒绝情绪非常深刻。它从对战争的反对延伸到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操纵的仇恨。从拒绝种族主义开始，它对等级权力的存在本身提出了质疑。在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憎恶中，它迅速演变为对商品体系的拒绝；从对环境污染的恼怒，它转变成对美国城市和现代城市主义的拒绝。总之，它往往超越了对社会的每一种具体的批判，而演变为对资产阶级秩序的普遍的反对，其范围不断扩大。

在这方面，我们所处的时期与十八世纪席卷法国的革命启蒙运动十分相似——这个时期彻底改造了法国人的意识，为1789年的大革命准备了条件。那时和现在一样，旧体制在被大规模革命行动推翻之前，早已被自下而上的分子行动慢慢粉碎。这种分子运动制造了一种普遍的无法无天的氛围：个人日常的不服从越来越多，不"顺应"现存制度的倾向，看似"小题大做"但却批判性地试图规避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限制。社会事实上变得无序、无纪律、酒神精神式的（Dionysian）——这种状况最显著地表现在官方犯罪率的上升上。对制度的广泛批判发展起来——无论是两百年前实际的启蒙运动本身，还是今天存在的广泛批判——它向下渗透，加速了基层的分子运动。无论是愤怒的姿态、"暴乱"还是有意识地改变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对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承诺不比对社会本身的承诺更多——开始自发地进行自己的反抗性宣传行为。

在具体细节上，社会的瓦解进程是由许多源头滋养的。这个过程的发展具有所有的不均衡性，实际上具有所有的矛盾，这也是每一个革命趋势的标志。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激进的意识形态在僵化的科学主义和粗放的浪漫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自由的概念立足于一种精确的、逻辑的自我控制的理想，也立足于一种模糊的、本能的自发性规范。卢梭反对霍尔巴赫，狄德罗反对伏尔泰，然而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不仅超越了另一个人，而且还以另一个人为前提，朝着革命的方向积累发展。

今天，同样的不平衡、矛盾和积累的发展也存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的发展方向非常直接。"垮掉（beat）"运动给1950年代坚实的中产阶级价值观造成了最重要的缺口，和平主义者、民权工人、抵制征兵者和嬉皮士的非法行为极大地扩大了这一突破口。此外，反叛的美国青年仅仅在被动的反应，却产生了自由意志主义和乌托邦式主张的宝贵形式——不受限制地做爱的权利、对社区的目标、对金钱和商品的否定、对互助的信念以及对自发性的新尊重。尽管革命者很容易批评这种个人和社会价值取向中的某些缺陷，但事实是，它在形成目前的无纪律、自发性、激进主义和自由的氛围中起到了决定性的预备作用。

革命启蒙运动与我们这个时期的第二个相似点是，人群，即所谓"暴民（mob）"的出现，成为社会抗议的主要载体。典型的制度化的公众不满形式——在我们今天，它们是有序的选举、示威和群众集会——倾向于让位于人群的直接行动。这种从现存社会制度化框架内的可预测的、高度组织化的抗议活动转变为来自外部（甚至是针对）社会可接受形式的零星的、自发的、近乎暴动的攻击，反映了大众心理的深刻变化。"暴动者"已经开始与那些传统上将"群众"与既有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深蒂固的行为规范决裂，尽管是部分地、直觉地。他积极地摆脱了内化的权威结构、长期培养的条件反射、以及由负罪感支撑的屈服模式，这些都将人与制度捆绑在一起，甚至比任何对警察暴力和司法报复的恐惧更有效。与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在这些直接行动模式中，个人屈服于被称为"暴民"的可怕的共同实体，然而事实是，"暴动"和群众行动代表了群众对个体化的第一次摸索。群众倾向于在这样的意义上变得去大众化，它开始主张自我，反对资产阶级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所产生的实际上是大众化的自动反应。同样的道理，群众行动涉及到对街道的再发现和解放街道的努力。归根结底，权力必须在街道上被消解：因为街道是日常生活被忍受、受苦和受侵蚀的地方，也是权力被对抗和斗争的地方，其必须变成享受、创造和滋养日常生活之处。反叛的人群不仅标志着私人反抗自发转变为社会反抗的开始，而且标志着从抽象的社会反抗回归到日常生活的问题中。

最后，与启蒙运动一样，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跌落者（déclassés）阶层，大量的从社会各阶层抽离出来的贫民化的个体。 我们这个时期的长期负债和对社会缺乏信心的中产阶级可与革命前法国的长期无力偿还债务和run掉的贵族不精确地相比。当时和现在一样，出现了大量受过教育的无家可归者，他们生活无所适从，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有既定的社会根基。在这两种结构的底层，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长期贫困者——流浪者、漂泊者、只有兼职工作或根本没有工作的人、有威胁的、桀骜不驯的无套裤汉——靠公共援助和社会扔下的垃圾生存，巴黎贫民窟的穷人，美国聚居区的黑人。但到了这，所有的相似之处都结束了。法国启蒙运动属于一个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革命转型时期——这两个社会都是建立在经济匮乏、阶级统治、剥削、社会等级制和国家权力的基础上。标志着十八世纪并以公开革命为高潮的日常民众抵抗，很快就被新兴的工业秩序——以及赤裸裸的武力所约束。大量的跌落者和无套裤汉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到工厂体系中，被工业纪律所驯服。以前没有根基的知识分子和自由自在的贵族在新的资产阶级秩序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等级制度中找到了安全的位置。社会从一种社会上和文化上流动的状况（在其结构和关系上高度概括的）再次硬化为僵化的、特殊化的阶级和制度形式——古典维多利亚时代不仅出现在英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在整个西欧和美洲。批判被固化为辩护，反抗被固化为改革，跌落者被固化为明确界定的阶级，"暴民"被固化为政治选区。"暴动"变成了我们称之为"示威"的乖巧的散步，自发的直接行动变成了选举仪式。

我们自己的时代也是一个过渡时代，但有一个深刻的新区别。在最后一次伟大的暴动中，法国大革命的无套裤汉们起义在火热的呼声下："面包和'九三'宪法！（Bread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93!）"美国聚居区的黑人无套裤汉们起义的口号是："黑色是美丽的！（Black is beautiful!）"在这两个口号之间，有一个空前重要的发展。十八世纪的跌落者是在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缓慢过渡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是在从一个苦工制度向另一个苦工制度的历史过渡的停顿中产生的。对面包的需求在产权社会（propertied society）的演变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听到。二十世纪的新跌落者是由于一切以辛勤劳作为基础的社会形式的破产而产生的。它们是产权社会本身进程的最终产物，也是物质生存的社会问题的最终产物。在技术进步和网络化使人对人的剥削、辛勤劳作和任何形式的物质匮乏都受到质疑的时代，"黑色是美丽的"或"要爱，不要战争（Make love, not war）"的呐喊标志着传统的生存需求转变为历史性的新的对生活的需求。[5]当今美国每一次社会冲突的基础是要求以一种全面的、平衡的、整体性的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的一切潜能。简言之，美国革命的潜能现在立足于人自身的潜能。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化的崩溃和所有资产阶级制度的粉身碎骨，而此时正是最大胆的乌托邦概念得以实现的历史时刻。而目前的资产阶级秩序除了官僚操纵和国家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其传统体制的破坏。这个过程在美国展开得最为激烈。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美国梦"的坍塌，或者说，在同样的意义上，在美国稳步地摧毁了以人与人之间的商品关系为基础的物质富足可以掩盖资产阶级生活内在贫困的神话。这一进程是以革命还是以毁灭为高潮，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革命者是否有能力扩大社会觉悟，并捍卫革命发展的自发性，使其不受"左"或右的专制意识形态的影响。

纽约

1967年十月到1968年十二月

{3}Raoul Vaneigem, “The Totality for Kid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ist pamphlet; London, n.d.), p. 1

{4}Guy Debord, “Perspectives for Conscious Modification of Daily Life,” mimeographed translation from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iste, no. 6 (n.p., n.d.), p. 2.

{5}Josef Weber, “The Great Utopia,” Contemporary Issues, vol. 2, no. 5 (1950), p. 12.

{6}Ibid., p. 19 (my emphasis).

参考

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与今天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的显著证据。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围绕着"为生产而生产"而组织起来的制度，其结果是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贫困。"为生产而生产"在今天与"为消费而消费"是平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贫困化采取的是精神上的而非经济上的形式——它是生命的饥馑。（it is starvation of life.）
2. ^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并没有消失，但其系统可以规划到这种程度以使其不再具有过去的爆炸性特征。
3. ^关于这种"小型化"技术的详细讨论，见"通往解放的技术"。
4. ^尽管传统左派对辩证法口若悬河，但他们从未认真对待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他们仅仅把它看作一个哲学概念，而非看作一个社会纲领。只有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在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傅立叶（Fourier）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著作中，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辍学青年中，这一点才被做到。
5. ^上述段落写于1966年。此后，我们看到了五月风暴期间巴黎墙上的涂鸦："一切力量归于想象"；"我把我的欲望当作现实，因为我相信我欲望的现实"；"永远不要工作"；"我越是做爱，我就越想革命"；"没有死期的生活"；"你越是消费，你越少活着"；"文化是生活的反转"；"一个人不买幸福，其偷幸福"；"社会是一朵肉食性的花"（“All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 “I take my desires to be reality, because I believe in the reality of my desires”; “Never work”; “The more I make love, the more I want to make revolution”; “Life without dead times”; “The more you consume, the less you live”; “Culture is the inversion of life”; “One does not buy happiness, one steals it”; “Society is a carnivorous flower.”）这些不是涂鸦，而是生活和欲望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