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的一点新认识

本楼由两个帖子合并而成。

对农村的一点新认识

作者：L

我在十一月底前往南岭一线的某个偏远农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我所在的小组做的是住户调查，所以也只能通过从一户了解到的情况来以管窥豹。但我相信下面这些内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范围内的现状与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1.超乎想象的老龄化。综合我在镇里和村里看到的情况，街上十个人里面有八个年龄超过四十岁。而从事农业生产者更是已经完全在五十岁往上走，中年人大多从事三产或制造业。大多仍留在当地的青少年或是准备去打工，或是正被自己在珠三角的父母寄养在此，他们未来的主要基调依然是离开。镇里有一所容纳了一百多本地年轻工人的胶板厂，但这些人也不打算回归农业。

2.退化的小农经济。随着农业生产人口的老龄化，劳动力素质的下滑与在城市里的子女的转移支付使得越来越少的农业生产者以盈利作为生产目标，农业生产逐渐退回到前现代的自给自足模式。典型如本可以一年两季的水稻现在只种一年一季，又如大量的耕地被抛荒（见第4点），甚至有一个村小组所有的耕地都被抛荒。此外，这里的农产品也在逐渐退出商业领域——除非住的离圩镇较近，很少有人会买卖农作物（当然稻谷还是有稳定买卖的。一般来说卖稻谷1/3的收益作为利润，但考虑上一两年就有一次的旱涝天灾，平均下来只勉强够本）。

3.这里似乎不存在小农经济以外的可能性。省里花大力气搞的旅游业只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带来多少旅游业收益。这里应该也不适合搞科药炮说的那种通过土地流转实现的大规模集约化农业生产。事实上这里的自然条件约束较为严格。一方面地势较为崎岖，耕地以梯田为主。一方面据当地农民反映，随着近些年对森林的保护，可用的水资源实际上越来越少了。我们看到，这里农业生产机械化仅限于引入手扶拖拉机，这大概是上限了。

4.耕地的低效集中。随着人口的迁离，旧的宗族关系开始在迁离者土地的分配上发挥作用。以我所调查住户为例。作为家族内唯一一个没有离开的男丁，其兄弟前往城市后，家族内的耕地已经完全集中由他耕种，收益也完全由他支配。但是他一家人根本无力也无意完全利用这些耕地（又及，这些耕地的分布依然是如土/改前一般东一块西一块地零碎分布）。结果是，这些耕地有近40%被抛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地小农经济的低效。

发展特产或许是一条可行的开发路径。事实上当地的酒确实是这样一种在周边县市都较有名气的特产，但生产这种酒的一般都是私人小作坊，并没有获得资本或政府的充分扶持。

谈谈土地流转和小农问题

作者：P

首先明确一点：土地流转可不是百度百科和赱家宣称的那样，是“ 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延伸和发展。” 土地流转制度的本质，是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所产生的小农分田单干的历史反动现象的拨乱反正。

80年代初赱为了安抚人心，一方面提高了国企职工的福利待遇占企业利润分配的比例，另一方面则在宣布土地国有化后解散公社、把土地分配给不满农业集体化的农民们。

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有迹可循，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派上台，为了稳定政权、获取农民的支持，直接宣布剥夺全国范围内贵族所有的土地，按户分配（相当于我国的家庭联产）给农民；雅各宾派接管政权之后，把土地法令深化推进到按照人口来均分土地。但在大革命结束之后，导致法国长期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被诸多学者归咎为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

直到二战后的戴高乐改革时期，大革命时期确立的诸子继承制（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分户析产制）被废除，农业土地重新实行独子（女）继承制。法国对农场地区实施进行政府补贴的同时，鼓励农民之间的土地流转，促进大型农场建立、农业生产集约化、机械化。 在农业改革之前的六十年代，法国还是一个农业进口国，农业人口占了总人口的23%； 而在农业改革20年之后，法国就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 在今天，法国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不到3%。

温国师在三农问题上，要求在收买农民的同时，保留当前的小农生产模式，把农村地区作为未来我国随时可能爆发的经济危机着陆的缓冲区、储水池。 温国师作为被热捧的网络国师中寥寥无几专注于三农问题的人物，被翼赞壬惊为天人；温国师对三农问题的表态则受到波友们的忌惮，温被普遍认为是众多网络国师中最危险的一员。

但无论是被人们所神化还是魔化，温国师要求保留小农生产模式的思路注定不可能被赱采纳。土地流转实质上在2002年就开始正式实施，但此时我国才刚刚加入WTO，尚未完全工业化（按照督工的说法至少要2005年才完成），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9%，没有足够的岗位吸收大量的小农人口，农业用地的流转进程极其迟缓。 而十八年之后的今天，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0%，户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工业生产总值占全球的30%，大量的农民工舍弃农地前往城市务工、从事二产三产，不再在农忙时务农。很多农业用地因为劳动力出走、单块面积过小无法进行集约化生产，而逐渐荒废。即使耕地面积红线年年被强调，赱的粮食自主安全性也岌岌可危。

为了增强农业用地的使用率，土地流转财政补贴政策正式在2015年开始实施。 至今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公司通过收买承包权或组建收购链的方式，整合被分田单干祸害的农业用地，实施真正的现代化、机械化、集约化大生产；同时把土地使用权、经营权从小农手上剥离，减少交易环节，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竞争力。 这些农业公司实质上已经成为了我国的农场主，而为农业公司工作的旧农民们，则变成了新时代的农业工人。 在未来，这些零碎的小片土地也许还能承载着新工人对旧时代田园牧歌的美好幻想，但大概率再也无法成为束缚他们意识形态转变的枷锁。

以上只是农业用地内部的流转，无论使用权和经营权经过多少轮的转让，农业用地始终是农业用地。而今年在深圳发布的新政策，则是指向了农业用地直接转变为城镇用地的可能性。 深圳这个城市比较特殊，四大一线城市中也只有它的城镇化率早早在2014年就达到了100%。 也就是说，深圳已经达到目前的扩张极限，如果不从其他城市拿地，那么深圳的产业链就无法继续配套发展。所以今年的新政策为深圳今后褫夺临近城市的农业用地并转化为自己的城镇用地，提供了法律上的许可。

那么代价是什么？古有羊吃人，今有楼吃人。 小农生产和资本主义势同水火，资本主义要发展，就必须消灭小农经济、释放被土地束缚的劳动力、扩充产业后备军、扩大消费者市场。 也许在二十年之后，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彻底完成，工人群体和其他市民阶层的成熟，左翼运动会随之复兴。但赱绝不可能宁愿舍弃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专门保留大量的小农，仅仅只为了在未来镇压一个莫须有的康米政权。

别忘了，无论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还是官僚资产阶级，其内部同样是内卷的。在这个资本主义制造的囚徒困境里，放弃竞争力就等同于慢性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