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德国红军派：一部纪实史》第一卷——人民的炮弹

评语：

这本关于美国占领下的德国红军的书，任何认真研究反帝国主义政治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第一卷：人民的炮弹》通过红军派的信件和公报的文字叙述了他们的发展历史。然而，这本书之所以特别重要和有相关性，是因为它的编辑们做了仔细的研究和记录。从这本书中，你将学到一个有力量的规模较大的团体所犯的错误，但这个团体（就像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在这方面的尝试一样） 无法在其所需要的水平上与一个“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成功的沟通。虽然武装斗争可以潜在地导致（be the seed of）更大的事物，但它也是与人民接触和交流的另一种手段。对这一历史时期感兴趣的学生应该好好学习这本书，并将二战以来作为在西欧运作的最大的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武装组织之一的红军派的成功与失败化为己用。

——Ed Mead，前政治犯，乔治·杰克逊旅（George Jackson Brigade）

这本书思路清晰，研究细致，巧妙地避免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曾困扰着早期试图讲述红军派的短暂而持续的历史的尝试。它以战士们的陈述和信件的形式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但作者们设法以一种既连贯又吸引人的方式来展现它们。国家试图压制政治犯声音的残酷行径——这最终也是无效的——的证据，及时而有力地提醒我们，反帝国主义的囚犯仍然是我们今天运动的领导者。这是对分析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武装斗争和镇压与抵抗的循环做出的一项十分必要的贡献，既提供了资料，又能鼓舞人心。

——Sara Falconer，多伦多安那其Black十字联盟

关于红军派的第一卷是关于二战的一部分，在所谓的盟军击败了纳粹时，二战并没有结束。红军派战士出身于深刻的社会主义历史中，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祖国的生命而战。许多胜利和许多错误得到了评分（scored），这使人们对【真实的】历史教训能有重要的了解。对于所有严肃的学习另类历史的学生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它作为通向更好未来的教学工具。

——b♀ （r.d. brown），前政Z犯，乔治·杰克逊旅

从6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革命战略开始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大都市——城市游击队。曾经在古巴、契丹或几内亚比绍的农村由农民武装发动的战争，突然被转移到柏林、罗马和纽约等帝国主义中心的以前是学生的小股人群手中。没有哪个城市游击队比西德的红军派（RAF）更出名或更被妖魔化了。我们在新闻标题中知道他们标志性的大胆行动：从1972年爆破位于法兰克福的美国陆军第五军指挥部，作为对华盛顿升级越南战争而在河内港口布雷的回应，到绑架并随后处决西德工业联合会 chairman，以争取释放革命囚犯的谈判。但我们从未听到过他们的政治声音。由于红军派的政治声明、辩论和公报没有翻译，甚至在左翼内部也没有英文版本。如今，一部关于红军派的重要历史文献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以极强的可读性记录了战后德国新左派的情况。更好的是，这项工作是由编辑/翻译完成的，他们反对屈服的资本主义媒体把红军派贬低为“病态的”找死的名人。在他们的手中，红军派的话语被揭示为对议会改良主义、工会主义和和平主义失败的严肃回应，以阻止德国自身形式的新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固化（被人用一层令人麻木的“消费者的民主”来粉饰）。年轻的红军派战士希望在他们危险的实验中获得解放，但他们愿意接受悲剧性的后果，他们的故事在情感上很难让人睁大眼睛去读。尽管红军派是有争议的，但他们在特殊的“反恐”设施中经受系统的酷刑引起了全世界的不安，甚至抗议。事实上，这些特殊监狱是受到热门研究的美帝国主义最近侵犯人权的先例，从关塔那摩监狱到国内的超级监狱。我们所有人和红军派的关系，比资本主义公众所希望相信的要密切得多。这一切都在这里，在这第一卷的红军派纪实史中，我们应该感谢所有为这本书工作的人。

——J. Sakai，Settlers: Mythology of the White Proletariat一书的作者

德国红军派：一部纪实史

第一卷：

PROJECTILES for the PEOPLE

人民的炮弹

Bill Dunne和Russell “Maroon” Shoatz作序

André Moncourt和J. Smith作简介和翻译

献给乔治·坎贝尔

“我们是一颗炮弹，”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在写给组织的一封信中说道，而这阐明了一种道德观点，即主体和他的目标会成为一体。这也意味着，如果“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进一步的分离，那么它的结局将是显而易见的：死亡。

——Karl-Heinz Dellwo

Bill Dunne的序言

《人民的炮弹——红军派：一部纪实史，第一卷》，是对战后西方帝国-资本主义范式下作为城市游击队员开展武装斗争意义的重要阐述。通过快速翻阅《炮弹》一书，Smith和Moncourt让我们看到了RAF在德国的崛起，它从一个垂死挣扎的、被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卖国贼所误导和压制的左翼反对派发展起来。RAF的“人民的炮弹”记录了他们的政治、实践、知识和情感轨迹，到他们为了革命的康米主义阶级战争而拿起并使用枪支。《炮弹》一书把他们的声音带给我们，并将他们的背景与我们的联系了起来。
《炮弹》一书向我们展示了RAF如何在不陷入冒险主义的情况下参与人民战争。它展示了通过对环境、时间以及地点要求的复杂分析，游击队怎样能与看似不可能的盟友合作，并有意识避开表面上看起来可能的盟友。它说明了同志们是怎样把经常发生的致命错误和失败的痛苦经历以及正确实践和胜利的喜悦吸收并化为己有的。它解释了组织是如何认识和回应敌人的诽谤运动，这些诽谤运动旨在制造对地下组织的虚假反对。在对这些和许多其他RAF实践要素的探索中，《炮弹》一书从而说明了RAF是发展到了可以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中武装斗争的最高表现，以及RAF是如何做到的。
然而，《人民的炮弹》绝非一本枯燥的历史专著。它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关于斗争的故事，它把我们带入了思想和行动之中。这种摆放传达的不仅仅是对RAF实践的一种感觉或理解。它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方式传递一种联系。自从阅读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之后，我还从未如此着迷于政治叙事。尽管读起来像一部历史惊悚小说，《炮弹》一书让我们看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罕见融合，任何渴望革命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RAF也许不再与我们同在，但它已经为当前争取最公平社会现实的运动准备了基础，并能为其提供帮助，在这一社会现实中，所有人都将拥有最大可能的自由，来开发他们作为人类的全部潜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能将RAF的生命、时代和遗产如此清晰的呈现。

Russell “Maroon” Shoatz的一些话

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敢于大声反对当权者对他们施加的一切的人，需要阅读这本书。西德政府对红军派所采取的镇压手段——经作者详细介绍的——已被采纳、普及和改进，可在离你不远的监狱、拘留所/拘留中心或其他“收容中心”使用。
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垂死挣扎中，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可能正处于斗争的最后阶段，但不是Marx的“社会主义或野蛮”，而是我们星球上大多数人开始理解的：21世纪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于灭绝主义！
这本书中详细介绍的监狱隔离和酷刑方法是压迫势力抓捕表明其灭亡的全球物质力量的最后努力之一。
在经历了几十年类似的孤立和折磨之后，我只能提供一条建议：要么站起来与这个怪物斗争——并面对书中详细描述的恐怖——要么躺下来接受这个想法（和现实），即21世纪的资本/帝国主义——不受约束的——将摧毁它接触到的任何东西。

Bill Dunne于1979年10月14日被捕。他被警察开了三枪，据该州称，他曾参与将一名同志从西雅图监狱救出来的行动，这名同志隶属于一个不知名的无政府主义团体。1980年，他被判95年监禁，1983年，由于企图越狱，他连续被判15年监禁，外加5年监禁。正如他所说，“总计105年‘就是他们觉的合适的假释’之类的话语。”

1970年，Russell“Maroon”Shoatz被指控袭击费城警察局，造成一名警官死亡。他转入地下，在黑人解放军当了18个月的士兵。1972年，他被捕并被判处多项终身监禁。他两次逃脱——1977年和1980年——但两次都被抓了回来。他在监狱里的大部分时间，包括现在，都是在隔离的环境中度过的，每天被关押22到24小时。

鸣谢

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都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更多的人已经通过多年的努力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我们提供了地下组织的声音。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日子里，一些运动出版物负责翻译和分发像红军派这样的非法组织的文本。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Resistance（1980年代，加拿大温哥华）、Arm the Spirit（1990年代，加拿大多伦多）、l’Internationale（（1983-1984年，法国）的工作者。尽管没有特别关注游击活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多伦多的Prison News Service，在这方面也值得提及。
我们必须感谢法国出版商Maspero，他们的几本书对我们很有帮助，还有Nadir、Extremismus、Zeitgesichte和Marxist Internet Archive，所有这些机构都维护着优秀的网站。
2003年，Anthony Murphy翻译了RAF的The Urban Guerilla Concept；虽然我们最终没有使用他的版本，但我们仍然感谢他的工作和帮助。
如果不是前RAF成员Ronald Augustin在网上维护保存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H）的红军派文集档案，这个项目就不可能以现在的形式进行。我们特别感谢IISH和Augustin。
这本书中的许多图片来自Vorwats bis zum nieder mit的图书和CD，由Sebastian Haunss、Markus Mohr和Klaus Viehmann编辑，内容来自各种档案，并由Verlag Assoziation A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http://plakat.nadir.org/上查看这张CD的全部内容。我们感谢所有参与制作这一艺术作品的人，以及相关的书籍和网站。
Dan Berger和Matthew Lyons对我们早期的草稿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反馈。Henning Boke， Jutta Ditfurth、来自PCF（mlm）的同志、Leftist Trainspotters和Marxmail邮件列表的成员们，都为关于西德激进左派和游击队的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答案。Muhammad Abu Nasr对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提供了有帮助的见解，尤其是关于慕尼黑的“黑色九月”行动。Romy Ruukel提供了非常需要的帮助和建议，校对文本并教我们如何编写参考文献书目。许多人在这个项目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但他们不愿在这里透露姓名。我们同样感谢他们。
不用说，这些个人或团体都不可能同意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一切，他们也不一定赞同我们得出的结论。同样，他们对这里所包含的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
最后，我们开个玩笑，要感谢美国军队创造了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项目就不可能完成。

译者的话

在准备这些文本时，我们查阅了许多现有的法语和英语版本。然而，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翻译都被发现有严重的缺陷。不足为奇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那些对德语掌握有限的坚定的活动家们的工作成果，都被错误的翻译给毁掉了——考虑到德语的复杂性，这些错误通常是可以预料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原始文本的一些片段在可用的翻译中被发现缺失。遇到可能最好称为音译的情况也很常见——译者“调整”概念以适应他或她翻译文档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后一种现象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无论多么无意，对原始文件的意识形态的曲解——通常只是性质上的轻微曲解，但有时也是恶劣的。也许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是，我们提到的翻译文献中有增词现象；通常只有一个短语或一两句话，但有时是整个段落。
几个月来，我们仔细研究了现有的译文，希望能把它们修改成可出版的形式（本书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文件是我们能找到的两种语言的某种形式的翻译），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希望使用的所有文件在出版前都必须与原件进行核对。然后寻找原件的任务开始了，这一过程因为几个现存的网上资源而方便多了，其中包括前RAF囚犯罗纳尔多·奥古斯丁维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网站。1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在名为Nadir2的网站上发现了完整的ID-Verlag的1997年的书籍，Tex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RAF。有了这两种资源，我们就有了完成这本书所需要的所有文档，除了我们在其他地方找到的一小部分。
我们使用的翻译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这两位“翻译”中只有一位精通德语，所以准备翻译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一旦一份文件被翻译出来，他就会把它转发给另一位“译者”，后者会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并提出改进（去德语化）所使用的英语的建议。这些建议——数量总是很多——之后将与原文进行核对，以确保意图没有被扭曲。在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版本出来之前，翻译人员之间通常要把文件交换两到三回。有三次，每次都是一句话，我们对对方的提议都不满意，因此必须达成妥协——这总共会影响到你手中这本书的大约半页。最终的结果是，这本书中所有文件被检查了至少三次，大多数主要的文件被检查了至少五到六次。
我们是在说这些翻译是完美的吗？肯定不是。在这样宏大的项目中，牵涉到四五百页的翻译，我们所做的决定之间和我们得出的解释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希望它们都不算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这本书中的文件准确地反映了红军派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为读者提供了英语中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资源。
在结束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把这部著作称为红军派的全部文本。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全部”是什么意思。据我们所知，我们已将RAF近三十年历史中印发的每一份文件列入本卷（1968-1977年）或即将出版的第二卷（1978-1998年）。我们指的是每一份理论宣言，每一份伴随着行动的公报，以及组织发给媒体的每一封信。
经过一番讨论后，我们决定不把豪斯特·马勒的《西欧武装斗争》（über den bewaffneten Kampf in Westeuropa）包括在内。这份1971年的文件是一份杂乱无章的理论文本，遭到RAF其他成员的拒绝，并且在该组织开除马勒的决定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马勒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公开开除的成员。（有兴趣的精通德语的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网上找到这份文档，它被包含在前面提到的ID-Verlag那本书。）
我们也没有包括被狱中RAF成员写的信，除了几个例外。实际上，彼得·巴克·舒特，RAF囚犯曾经的辩护律师，已经从信件中挑选了几千封，编辑成了一本叫Das Info的书并出版。在奥古斯汀维护的网站上可以找到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巴克·舒特对Stammheim审判的宝贵历史分析（文章简称为Stammheim）也能够在上面找到。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外，我们也没有出版多年来由RAF被告人发表的数百份法庭声明，它们通常都很长。当我们确实选择发表一封信或一份法庭声明，这是因为相关的文件填补了RAF历史中的某个理论或历史方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没法在其他地方很好的解决。 我们在这一卷中出版的RZ（Revolutionary Cells，革命细胞）给RAF的open letter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RAF给德国和欧洲其他游击小组的类似文件也会出现在第二卷中。

序

你手中的这本书，连同它的配套卷，组成了迄今为止用英语出版的最完整的红军派著作和历史。
红军派成立于1970年，当时一小群西德Revolutionaries决定转入地下，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行动。在几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最初的成员不是死了就是被抓了，但是后者作为囚犯所受到的残酷对待为他们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并且他们自己不屈不挠的反抗为他们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
实际上，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抓住了西德青年一代的想象力。当然，在他们倒下之前，他们已经成功地鼓舞了其他人去拾起他们的旗帜。
事实上，在近30年的时间里，随着激进分子接连不断的扩大斗争，对西德统治阶级的关键成员和驻扎在联邦共和国的美国武装部队进行逐渐老练和大胆的暗杀和爆炸袭击，红军派一直都是德国政治中的一个因素。他们不止一次动摇了整个社会的核心，诱使统治阶级做出令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也感到震惊的独裁反应。最终，红军派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恐怖主义”的象征，但就像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一样，它从来都不是它所代表的东西的典型。
在和平时期，许多人认为游击队是合法的政治力量，人们可以看到足球球迷戴着红军徽章的报道，年轻人偷偷地把从通缉海报上剪下来的照片放在钱包里。随着这段天真而浪漫的蜜月期逐渐过去，这个团体成为了集体仇恨和歇斯底里的对象，变成了事情走得“太远”、人们“失去道德指南”的骇人例子。
就像任何强大的符号一样，在红军派的历史中，人们对它的看法似乎是最重要的。对许多人来说，对该组织的兴趣源于对其创始成员的极大兴趣。20世纪60年代，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已经是一位知名记者，她似乎能够将激进的政治与日益成功的职业生涯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安德里亚斯·巴德尔以柏林时髦圈子里的迷人流氓而闻名，当他和一群朋友因在法兰克福一家百货商店实施燃烧弹袭击而受到审判时，他的魅力变得更强了。
人们可能不认同他们接下来做了什么，也不认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至少这个被误称为“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组织有自己的风格。随着媒体渲染每一个细节，掌权的老家伙们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们因为是最顽固的城市游击队而受到了人们短暂的喜爱。
关于这种奇怪的魅力，这种游击队的声望，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这样做就等于写了一部文化史，而我们想要的是其他的东西。
除了顺带一提，这些书不会涉及RAF的私生活或个性（即“狗仔队路线”）。游击队成员如何与他们的父母、朋友或彼此相处并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我们不会关注他们喜欢什么样的车，他们对音乐的品味，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童年。们不会去猜谁是“好人”，谁是“混蛋”，也不会去查谁和谁睡过觉，也不会去查人们吵架时互相叫的名字。
不得不提供这样一个否认声明似乎是荒谬的，因为大多数政治史都会忽略这样的细节。然而，对有关RAF的少数书籍进行一项简短调查，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接触过这一主题的人，都会把这些问题当作主要关注点。我们也不是没有注意到，红军派囚犯自己也会在不止一次的场合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从心理角度解释他们的行动是一种有意识的国家策略的一部分，这种策略将其政治活动及其本身归因于一种病态，或至少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琐碎的或常常是捏造的个人细节上。虽然在对红军派更广泛的分析中，我们认为有些地方是错误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分析看起来百分百正确。
虽然个人可能是政治的，但我们相信，RAF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它在其成员或支持者的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反，要理解它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作为能够评估其实践的第一步，RAF必须被置于左翼革命斗争的背景下，在第一世界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点。因此，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该组织的思想，它在其公报和其他文件中确立的路线，它如何通过其行动和运动将这条路线付诸实践，以及该组织与其支持者和其他左翼分子之间的关系。
有些人可能会指责我们不加批判，甚至支持RAF的政治和他们的做法。我们会回答，为了有所批判，一个人必须首先占据事实。尽管我们认为关于道德、手段和目的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因为这是英语读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材料，所以我们宁愿不对游击队的每一步进行批评或赞扬而把事弄乱。
当然，我们不会指责一切，也不会一味地赞扬。到目前为止，人们关于红军派而撰写的东西充满了评判，往往很少包含事实内容或政治分析。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书籍为纠正这种不平衡做出我们的一点贡献。
为了使游击队的行动和言论可以被完全理解，他们需要被放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西德更广泛的左翼运动的背景下。尽管当时这些事件正在展开，但在北美，我们许多人对这一背景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点更加难以理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提供了两个背景章节，提供战后西德的概况，以及对游击队不同文件的一系列文字介绍。这些是概述，而且很明显，它们都是从某一个特定角度撰写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的分析最为明显地与RAF的分析相左，尽管我们同情它的许多目标。
我们把这些文件提供给今天的同志们，也提供给明天的同志们，既是对那些曾经奋斗过的人们的证明，也是对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的一种解释。

首字母缩写词

2JM
Bewegung 2. Juni（6月2日运动），于1972年初成立的柏林安那其主义游击队，它的名字来源于1967年警察枪杀抗议者Benno Ohnesorg的事件。

APO
Auferparlemtarische Opposition （Extra-Parliamentary Opposition，议会外反对派）；这个名称是指广泛的激进反对派，其根源在Student Movement中，包括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左翼反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运动。

ARD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o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国家资助的广播。

BAW
Bundesanwaltschaft（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积极起诉游击队和左翼分子而闻名。

BGS
Bundesgrenzschutz（联邦边防巡逻队）；边境安全警察。

BKA
Bundeskriminalamt（联邦刑事局）；相当于德国的联邦调查局，在打击游击队和左派的警察活动上尤其活跃。

BND
Bundesnachrichtendienst（联邦情报局）；联邦德国的国外情报机构。

CDU
Christlich Demokratisches Union Deutschlands（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主流保守党。

CSU
Christlich-Soziale Union in Bayern（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巴伐利亚州的主流保守党，基民盟在巴伐利亚州的合作伙伴。

DGB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德国工会联合会）；联邦德国中最大的工会联盟。

DKP
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德国康米党）；1968年成立的亲苏康米党，实际上是重新命名了1956年被禁止的德国康米党。

FAZ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法兰克福汇报》，一份高质量、全国性、温和保守的德国日报。

FDP
Freie Demok ratische Partei（自由民主党）；德国的主流自由党。

GIM
Groupe Internationale Marxisten（国际Marxism小组）；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组织的德国分部在70年代和80年代活跃于FRG，于1986年与KPD/ML合并形成VSP。

GSG9
Grenzschutzgruppe 9（第九边防大队）； 表面上是边防卫队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德国的反恐特别行动组。

KB
Kommunistischer Bund（康米主义联盟）；一个活跃于70年代的Neko主义小组织。

KBW
Kommunistischer Bund Westdeutschland （西德康米主义联盟）；1973年在不来梅成立，一个最初与契丹有联系的Neko派组织后来转而支持阿尔巴尼亚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政权，在1985年解散。

KPD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德国康米党）；一个亲苏康米党，成立于1919年，1933年在希特勒和1956年在阿登纳的统治下处于被取缔状态，1968年更名为DKP（德国康米党）。KPD同样也指一个由KPD/AO在1971年建立，1980年解散的Neko主义党。

KPD/AO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Aufbauorganisation（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Pre-Party Formation，德国康米党/预备政党组织）；一个1970年成立的Neko主义政党，在1971年成为KPD。

KPD/ML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Marxisten-Leninisten（德国康米党 /Marxism-Leninism）；一个Neko主义党，成立于1968年12月31日。它在1986 年与托洛茨基主义的GIM融合形成了VSP。

KSV
Kommunistische Studentverband（康米主义学生协会）；KPD/AO学生组织，1971年成立，1980年解散。

ID
Informations dienst；一个从1973年到1981年每周出版新闻的左翼机构。1988年，它的档案被用来创办左翼出版商Verlag Edition ID-Archiv， 专门出版关于德国极左势力的书籍。

LG
Landesgericht（地方法院）；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院系统。

LKA
Landeskriminalamt（土地刑事局）；相当于在州或省一级执行职务的BKA。

LWA
Landesanwaltschaft（州检察官办公室）；相当于州或省检察官办公室。

NPD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国家民主党）；极右翼政党，得到许多新纳粹分子的支持。

OLG
Oberlandesgericht（地方上诉法院）；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地方上诉法院。

ÖTV
Gewerkschaft dffentliche Dienste， Transport und Verkehr（公共服务、交通和通信联盟）。

PFLP
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成立于1953年，世俗民族主义和Marxism，法塔赫后巴解组织内第二大派别。

PFLP(EO)
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外部行动）最初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的一部分，在 70年代初期因在以色列以外进行有争议的行动而被驱逐。In 1978, the leader of the organization Waddi Haddad was actually disbanded after being poisoned by Mossad.

RAF
Rote Armee Fraktion（红军派）。

RH
Rote Hilfe（红色援助）；来自APO的一个重要的囚犯支援网络。

RH
E.V. Rote Hilfe e.v.（红色援助注册协会）；1970年KPD/AO成立的红色救助网络。

RZ
Revolutiondre Zellen（GM细胞），成立于1973年，其组织中的大部分小组于1991年停止活动，最后的行动发生在1994年。

SDS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Socialism德国Student联盟）；到60年代末，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左翼Student联合会，也是APO中最重要的组织。它于1970年解散。

SHB
Sozialdemokratischer Hochschulbund（社会民主Student联合会）；由社会民主党于1960年成立，1992年解散。

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的主流社会民主党。

SPK
Socialistiches Patientenkollektiv （Socialism患者集体）；成立于1970年，是反精神病学Movement的一部分。1971年，在极端的国家压力下，它解散了，许多核心成员后来加入了红军派。

VSP
Vereinigte Sozialistische Partei（联合社会党），由KPD/ML和GIM于1986年合并而成，1993年分裂成不同的群体。

ZDF
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德国电视二台）；德国公共管理的电视公司，欧洲最大的广播公司。

德语术语

这绝不是本卷所使用的德语词汇和术语的完整列表，其中大多数已在正文或通过脚注的方式加以解释了。以下是一些读者会经常遇到的单词。
Bundestag: 西德联邦议会。
Bundeswehr: 西德武装力量，1954年重建。
Jusos: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Jungsozialistinnen und Jungsozialisten in der SPD (Workers Association of Young Socialists in the SPD，社会民主党青年团)；社民党的青年部分。
Kripo: Kriminalpolizei（刑事警察）的缩写;德国主要的警察部队。
Land/Lander: 德语中相当于州或省的单/复数形式。
Ostpolitik: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集团的官方政策。
Rote Zora: RZ的独立女权主义附属机构。它的成员最初在1975年作为“革命小组妇女”（the Women of the Revolutionary Cells）而活跃。最后一次Rote Zora行动发生在1995年。
Stasi: The Ministerium fur 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部），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史塔西，它是东德的秘密警察部队，负责追踪内部异议和外国威胁。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FBI或BKA，但在政策决策中扮演了更核心的角色。
Verfassungsschutz: 字面意思是“宪法的保护”或宪法的保卫者；联邦宪法保卫局，德国内部情报部门，针对游击队和左翼情报行动的主要警察力量。

正文

一、“民主”来到德国：后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的持续魅力

如果不了解联邦德国这个国家的性质，不了解它在二战后美国制定的霸权反共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新左派的崛起，也不可能真正理解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西德武装斗争的发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混合的国家，它的一些元素——它的制度，一些法律，许多人员——无缝地延续了纳粹时期，还有一些是美国人移植过来的。西德几乎从宪法上被定义为美帝国主义的次要合作伙伴，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西德一直处于美帝国主义的从属地位，就连英国或法国也不是这样。更糟糕的是，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回报，美国给予了西德的统治阶层和专业人士阶层为保留自己令人窒息的保守的和专制的后纳粹文化和身份而讨价还价的自由。
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种族灭绝后的基础上；死去的犹太人仍是角落里的大象，或者被视而不见，或者被解释为希特勒统治下“缺少道德”的悲剧后果。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人私下里不会认识任何犹太人，只会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降临到犹太人身上的恐怖：这是这样一种痛苦的证词，正是因为他们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对凶手怎么解释和忽视他们的缺席不能有任何发言。
起初，1945年5月纳粹主义的失败似乎意味着德国国家主权的终结，其西部被法国、英国和美国占领，东部被苏联占领。 在这个最终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苏联占领地区，统一社会党(SED)掌握了政权。苏联和其他东欧集团国家在德国的战争中首当其冲，因此，多年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建工作一直排在赔款之后。在东德的整个存在过程中，它具有许多“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特征：
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相比，东德没有那么多的赤贫和对第三世界剥削的参与；与此同时，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异议或抗议的余地。即使是被怀疑与主流政党路线不同的康米党人，也可能被秘密警察史塔西逮捕和拷打。社会和文化没有被冻结，但它们确实被降温了，产生了一种明显的“社会主义”式的保守主义。
然而，不少毕生都是康米主义者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幸但可以接受的代价，以束缚德国的侵lue， 而德国的侵lue刻画了半个二十世纪。正如马库斯·沃尔夫，本书所述时间段内史塔西的可怕首领，在柏林墙时代结束后（post-wall）他的辩护词中解释的那样：

我们东德社会主义者试图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这种社会永远不会重蹈德国过去的覆辙。最重要的是，我们决心不让战争再次起源于德国的土地。[1]

在西部地区，美国最初也曾考虑过让这个国家去工业化，以削弱它的发展，并阻止德国在未来发动战争。然而，这种方法很快就被否决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47年6月的指令指出：“一个有秩序的和繁荣的欧洲，需要一个稳定而富饶的德国做出经济贡献。”
福特、通用汽车、大通曼哈顿银行、IBM和标准石油等公司战前在德国进行了巨额投资，并都在游说德国尽快恢复一切正常，这些都没有伤害到它们。[2]
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始终是西方占领国之中的首要目标，再加上德国中上层阶级的利益，有效地破坏了西方去纳粹化的任何真正努力。没过多久，曾经帮助维持第三帝国的重要部门都被欢迎进入新的亲美政府。正如已故的William D. Graf所说：

1945年被美国基尔戈尔委员会(Kilgore Commission，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军事动员子委员会-译注)列为战犯的大企业代表，到1948年几乎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在1945年因纳粹历史而被解雇的大约5.3万名公务员中，只有大约1000人被永久地排除在外，而司法部门人员早在1946年就几乎100%地恢复了。[3]

结果，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了一个明显右倾的政治体系。这一时期标志着美国与苏联集团的“冷战”的开始，德国在其中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筹码。遵循杜鲁门主义，西方盟国占领的区域被建立为反共产主义的堡垒。实现这个项目的载体是欧洲救援计划，这是西欧经济和军事重建的蓝图，1948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服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项计划。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西德获得了近15亿美元的资金，其经济得以重建，以确保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力扩大，为西欧在军事和政治上融入反共产主义阵营奠定基础，并促进欧洲社会在文化和技术上的美国化，尤其是西德本身。[4]

1. Markus Wolf and Anne McElvoy, Man without a Face: The Autobiography of Communism’s Greatest Spymast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9), xi.
2. Charles Higham,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n Exposé of the Nazi-American Money Plot, 1933-1949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83).
3. William D. Graf, “Anti-Communism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社会主义年鉴》(1984): 167.
4. Women Against Imperialist War (Hamburg), “War on Imperialist War,” in Prairie Fire Organizing Committee, War on the War Makers: Documents and Communiqués from the West German Left (San Francisco: John Brown Book Club n.d.), 21

简而言之，在战争和社会经济混乱中被摧毁的西德得到了重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融入同盟集团的机会，作为交换条件，西德向国际资本主义提供支持，并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利用其领土作为前线阵地。这一呼吁不仅针对统治阶级，也针对“普通”德国人，这些德国人可能从第三帝国的掠duo和种族灭绝政策中受过益，但现在他们失败了，发现自己经济陷入了动荡。[1]在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亲苏政变几周后，西方占领国政府发布了一份早期的宣传文件，解释了这个紧要关头：

马歇尔计划的命运将决定谁将在民主与极权主义的重大意识形态冲突中胜出。除非德国人能有足够的食物和像样的房子住，否则再多关于民主好处的花言巧语和再多的镇压也阻止不了他们走向康米主义。[2]

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他们个人不太臭名昭著或者不愿意遵守新规则的话，纳粹分子似乎比康米主义者或者他们设想的同路人更受欢迎。事实上，人们已经注意到，对于西德的大多数当权者来说，“反共提供了他们与西方战胜国共同事业的一个起点，因此……是一种避免被指控与希特勒政权勾结的手段”。[3]
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在1949年被授予半主权国家地位时，这一共同利益已在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中得到体现，该联盟处于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铁腕之下。基民盟执政近20年，通常与规模小得多的自由民主党(FDP)和巴伐利亚稍微激进的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组成联盟，很快就几乎成为了国家本身的同义词。

1. 过去三十年里，关于非犹太的德国工人阶级如何从德三统治政策中获益，享受工贵的地位，人们写了很多。
2. 援引自 Patrick Major所著的The Death of the KPD: Communism and Anti-Communism in West Germany, 1945-195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247.
3. Graf, “Anti-Communism”, 169.

模范资本主义

西德将不仅仅是抵御“Ru侵的红色威胁”的盾牌；它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经济和社会上“有进步性的”资本主义的可见模式。“德国模式”(Modell Deutschland)，被其他西欧国家视为榜样，也被视为对“墙”另一边的工人阶级的嘲讽。
作为一个反康米主义的展示品，西德很快以一种历史悠久的资本主义方式为自己买单——这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的，尤其是那些最绝望、最受压迫的阶层。
高度的剥削加上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财政援助，使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羡慕的对象。从统治阶级的每一个衡量标准来看，西德的经济都是耀眼的。1948年至1958年期间的实际工资水平是法西斯政权时已经确立的水平[4]，大约比美国工人的工资低25%，[5]而1955年的每周工作时间可能高达50个小时，钢铁等关键产业的工作时间可能更长。那一年，西德的工业工人每周工作时间比英国工人长2.5小时，比美国和加拿大工人长8小时。[6]
这种安排所带来的利润鼓励了极高的投资率，投资率从1950年的19.1%增长到1965年的26.5%。这种安排所带来的利润鼓励了极高的投资率，投资率从1950年的19.1%增长到1965年的26.5%;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投资率也一直到1976年才回落到20%。1960年，当法国的投资率为17.4%，而英国和美国的投资率仅为16%时，西德的投资率已经达到了24%。 [7]

4.Werner Hülsberg, The German Greens: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file. Translated by Gus Fagan. (London: Verso, 1988), 22.
5.Karl Heinz Roth, L’autre movement ouvrier en Allemagne 1945-78. Translated by Serge Cosseron. (Paris: 6 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 1979), 50.
6.出自Hülsberg, 22-3.
7.同上, 23.

如Werner Hülsberg所言：

经济奇迹”仅仅表明存在着剥削雇佣劳动的理想条件，因此，这多少有点可疑的神话色彩。然而，经济的长期增长确实导致了西德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1950年至1962年期间，工资和薪水净额增长了143%，而独立企业家的收入同期增长了236%。[1]

这种繁荣也是基于工人阶级的实际分化，德国壮年男性被提升到更高的地位，获得比“贱民阶层”（“pariah layers”）更高的薪水，“贱民阶层”包括年轻和年长的德国男性，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移民和女性劳动力的基础上的。
德国战败的直接后果是，工人阶级女性首当其冲，承受了无偿的、不记名的重建工作，但这对于生存是绝对必要的，以至于“Trümmerfrauen”(“废墟中的妇女”)一词被创造出来，用来形容那些徒手拖走被炸毁建筑废墟的妇女。与此同时，1945年10月，盟军管制委员会宣布，所有15岁至50岁的女性都有义务在官方经济中工作: 在纳粹统治时期，男性收入1美元，女性劳动力的收入仅为86美分，而现在女性的相对工资却在下降，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女性的工资平均只有男性的60%。[2]
在整个1950年代，700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其中许多是高技能人员，从东部源源不断地涌入西德。纳粹时期，德国的工业是围绕着使用强迫劳动而建立起来的，但很快他们发现可以用移民劳动力填补这一空白。
正如新左派历史学家Karl Heinz Roth从大企业的角度所评论的那样，

“这个流动性极强的下层无产阶级完全补偿了纳粹时期被迫从事强迫劳动的奴隶的损失。”[3]

然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之处：
与在纳粹统治下被活活累死的奴工不同，这些新移民得到了极大的优待。在统治阶级的眼中，他们是绝对忠诚的，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因为他们来自“康米主义东方”，当纳粹占领结束时，他们中有不少人失去了作为德国人的真正特权。的确，这些来自东方的被驱逐者和难民受到剥削，但他们自然的会被最恶毒的反共阵营所吸引，并在工人阶级内部激发了工厂工人（shopfloor）和草根阶层对左派的抵触。[4]
这一最初的廉价劳动力浪潮是由其自身的政治同情者所严格控制的，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外来工人，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政治上活跃于左派，因此受到更大的外部管制和控制。随着劳动力的来源从东欧转移到南欧，这些工人在ru境前会受到政治审查，如果被认定为“制造麻烦的人”，就会被驱逐出境。
因此，在德国工人阶级受到高度剥削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分裂。这样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的特quan阶层会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被压迫阶层的政治取向。
再次引用Hülsberg的话: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看到西德工人阶级融入资本主义制度和丧失政治力量的悲剧。阶级斗争被“美国生活方式”所取代。甚至摇滚乐之王猫王在德国服兵役时也向它致敬……对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安慰。[5]

1. 同上, 24页.
2. 同上, 22页.
3. Karl Heinz Roth, 47页.
4. Patrick Major, 174, 192页.
5. Hülsberg, 25页.

西德一家装瓶厂的希腊工人：到20世纪60年代末，女性几乎占到了西德所有“外来劳工”的三分之一。

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等级制度在其所谓的机构、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SPD)内部产生了共鸣。
在联邦共和国成立的头几年里，各个工会由同盟国的胜利者们重新组织，其明确的目标是避免资产阶级最害怕的“经济混乱”。这些工会把注意力集中Mitbestimmung(联合管理，工人在公司董事会中有一些象征性的代表)，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官方的劳工运动将继续对革命政治抱有敌意。这种堕落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工会成员组成了“工厂民兵”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工作是镇压自发的罢工和不守纪律的工人[1]，一名外国记者在一篇关于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文章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工会拒绝要求更多的钱时，一个国家要怎么办？”[2]
作为对这一可悲政治轨迹的补充，社民党“率领阶级意识较弱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其纲领“在战后时期是民族主义和反康米主义的混合物，并以毫无意义的社会主义现实的宣言作为点缀。”[3]左翼工会成员被开除党籍，社会主义报纸《另一家报纸》[4]（Der Andere Zeitung）的编辑也被开除党籍，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利用其作为官方反对派的地位，一再误导和破坏任何来自基层的反抗。
社民党和工会领导人都没有兴趣弥合他们(特权日益增加的)基层和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贱民阶层”之间的鸿沟:
社会民主社团主义是一种凝聚企业和劳工组织中最强大利益的共识产生机制，它有意识地排除了较弱的因素: 外国人、妇女、青年和年长的工人，从而将阶级斗争转变为群体间的斗争，在从属阶级中没有减少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反福利主义。[5]
当然，马歇尔计划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经济项目：从一开始，它的目的就是让西德也成为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前哨。这不仅体现在1949年几乎同时成立北约和联邦政府，而且体现在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性质上：在1955年西德被正式授予主权时，它当时的条件是允许西方列强在其边界内驻扎其武装部队，而在实现其新条约的四天之内，它就加入了大西洋联盟。[6]最重要的也许是，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北约的指挥官——通常是美国人——也会成为西德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正如颇有影响力的自由派杂志《明镜周刊》(Spiegel)主编Rudolph Augstein在1955年所言:“新德国军队的建立并不是为了保障波恩的安全；相反，新国家的建立是为了能够建立一支对抗苏联的军队。”[7]
结果是，西德在其领土上建立了100多个美国基地，其统治阶级急于在世界各地支持美帝国主义。这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 (1)为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共政权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2)代表西方建立对前殖民地��新殖民主义渗透；(3)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提供后勤支持。

1. Roth, 121页.
2. David Haworth, “Why German Workers Don’t Ask For Raises,”温尼伯自由新闻社, December 11, 1968.
3. Hülsberg, 25页.
4. Graf, “Anti-communism,” 183页.
5. William Graf, “Beyond Social Democracy in West Germany?”《社会主义年鉴》(1985/86): 118页.
6. “Die Integration der Bundesrepublik ins westliche Bündnissystem,http://www.kssursee.ch/schuelerweb/kalter-krieg/kk/integration.htm.
7. Women Against Imperialist War, 22页.

除了贷款、经济投资、军事销售,并最终核技术的分享,这些反动政权也将偶尔受益于德国士兵和雇佣军1的干预，包括SS老兵。[2]
将前殖民地卷入西方势力范围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发展援助”完成的，其中大部分是以向新成立的所谓“民族国家”运送武器的形式完成的。尽管这种援助经常被用来迫使新的民族国家加入亲美军事联盟，或者拒绝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它同样重要的只是作为一种维持和巩固西方资本主义与第三世界精英之间联系的手段。
到20世纪50年代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重要的“捐助国”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它提供的“援助”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任何西方政府。[3]考虑到它在几十年前就失去了自己的殖民地，西德相对这一角色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候选者，正如1963年《斯图加特报》(Stuttgarter Zeitung)所指出的:

为什么非洲国家转向波恩，而不是巴黎或伦敦这显而易见……他们转向一个没有被殖民主义败坏名声的国家。

或者，如同年美国的《华盛顿明星晚报》报纸所写：

西德已获大西洋联盟特别授权向非洲和其他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能如此胜任这些任务。西德没有殖民统治的污点。 [4]

FRG第三个角色的主要例子是为美国军队提供直接支持，这就是遍布全国的许多美国军事基地。这既是对东欧集团国家的威胁，也为特别行动的提供了集结地。随着对第三世界目标的军事打击对西方帝国主义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联邦共和国的空军基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1. 关于所有这些, 参见The Neo-colonialism of the West German Federal Republic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fro-Asian Solidarity Committee, 1965), 20-35, 39-45, 62-65, 82-85页.
2. Madeleine G. Kalb, The Congo Cables: The Cold War in Africa from Eisenhower to Kennedy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193页.
3. Frieder Sclupp, “Modell Deutschla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West Germany: Formation and Contents, 由Ekkert Kruippendorf和Volker Rittberger编辑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0).
4. 引自The Neo-colonialism of the West German Federal Republic, 96-97页.

“所有的马主义道路都通向莫斯科”: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选举海报，1953年。

美国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具有领土外的地位，并根据美国法律运作。当然，它们也是中央情报局干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西欧的场所，不仅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影响，也是为了对抗独立的左翼反对派。根据101-1号行动计划，美国驻欧洲总司令在法律上有权干预西德的内乱。此外，中央情报局还与前纳粹分子和新纳粹合作，建立了“留守”网络，一旦康米主义者在德国掌权，这些网络就会进行恐怖袭击。[5]

宁死不赤

虽然“德国模式”的经济和军事方面或多或少都是在公共论坛上制定的，在某些情况下还面临公众的反对，但这个模范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一个从来没有被讨论过的方面，但它与这里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反康米主义，被称为西德社会的第三大支柱。[6]
我们将看到，这种反康米主义远远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更确切地说，西德“宪政民主”的法律体系从最早期起就旨在防止和/或消除所有革命的左翼反对派。于1949年生效的联邦共和国宪法《基本法》(Grundgesetz)确立了个人权利的法律基础。虽然《基本法》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通常具有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但它却一再提出警告:这些权利可以从那些被指定为国家敌人的人那里收回。

5.Daniel Ganser, NATO’s Secret Army: Operation Gladio and 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2005), 190-211页.
6.Hülsberg, 15页.

第18条明确规定了这一限制条件:

滥用言论目田，特别是新闻目田(第5条第(1)款)、教学目田(第5条第(3)款)、集会目田(第8条)、结社目田(第9条)、通信、邮电通讯的隐私(第10条)、财产权利(第14条)的人，或庇护权(第16条a款)以反对目田民主的基本秩序的人，将丧失这些基本权利。这种没收及其范围应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布。[1]

对第21条的限制，即限制成立政党的权利，加到了这一本来就不祥的规定之上：

任何政党，出于其目标或其追随者的行为，企图破坏或废除目田民主的基本秩序，或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存在，均属违宪。联邦宪法法院应对违宪问题作出裁决。[2]

这几段是政治不稳定的经历所赋予的，这些经历给魏玛共和国带来了创伤。他们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防止未来发生此类动荡的愿望。一些观察人士对为防止纳粹主义再度抬头而限制政治自由给出了进一步的合理解释，但这种轻信的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被这些法律排除的主要目标是左派。
1951年，基民盟进一步加强了镇压的法律框架，通过一系列国家安全立法，明确了以下五种罪行：叛国罪、危害国家、违反宪法机关、对抗当局政府、违反公共秩序。[3]司法部长托马斯·德勒（Thomas Dehler）解释说，这些法律将被用于打击“意识形态叛国罪”、“意识形态颠覆”和“意识形态颠覆破坏”，简言之，思想罪。[4]
所有这些法令和宪法限制的直接目标在一阵忙碌后很快就明确了。1951年11月23日，联邦政府根据《基本法》第21条，向宪法法院申请取缔KPD。当时该党在联邦议院拥有15个席位。
康米党一直反对加入北约，直到1952年还在口头上支持推翻阿登纳政权的革命。该党显然没有得到大众的政治支持——它在1952年的选举中只获得了2.2%的选票[5]——然而，KPD作为唯一一个为主流政党所无法代表的一些民众利益大声疾呼的政治机构，却构成了一个潜在的麻烦：

它继续倡导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阵线，反对重建武装和核弹，反对重建武装和原子弹，反对如限制言论目田和紧急状态法等威权主义趋势，这些都是许多团体的共同目标，包括现有政党中被忽视的利益。显然……败坏KPD的名声，甚至将其定罪，也会削弱所有与之有共同目标团体的吸引力。[6 ]

1. German Bundestag, Administration, Public Relations section,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rlin, 2001), 22页.
2. 同上, 23页.
3. Sebastien Cobler, Law, Order and Politics in West Germany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Books, 1978), 76页.
4. 同上, 74页.
5. Wolfgang Abendroth, Helmut Ridder and Otto Schonfeldt为编辑, KPD Verbot oder mit Kommunisten leben (Hamburg: Rororo Taschenbuch Verlag, 1968), 38.
6. Graf, “Anti-communism,” 179页.

对KPD的审判开始于1954年11月11日。意识到事态发展的方向，KPD在1956年初的公开声明中与革命政治划清了界限。但为时已晚：当年8月17日，KPD被宣布为非法。不仅是党员，还有他们的家人、被指控为前线组织的成员和任何有同情康米主义嫌疑的人都成了目标，一个机构被全面建立起来，对所有这些个人和组织进行监视。[1]
镇压KPD只是更广泛的宪法镇压过程中最明显的一环。1954年8月2日，最高法院裁定：组织和推动示威、集会和罢工也可构成叛国罪。几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罢工中任何超出停止工作和违反法律保护的利益的行为，都不能被所谓的罢工法所证明是正当的。”[2]1955年，全面禁止一切政治罢工，进一步确定了《基本法》的本质。[3]
与此同时，Dreher的新安全措施得到了充分利用。到1960年代，数以千计的叛国罪案被提交到法院:
1963年，对被控犯有这种或那种叛国罪的人采取了10322次行动。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动针对不只一个人。1961年，共有442人因各种“叛国罪”而被判刑。诚然，其中36人只被处以罚款，212人只被处以9个月至5年的监禁，5人被处以5至15年的监禁。其他的很多人职业生涯也因为政府未能证明自己的罪行而毁于一旦。[4]
随着文化的绝育和工人激进传统的破坏，这个后法西斯主义、后种族灭绝的社会为一个新威权主义和技术官僚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理想的基础。

1. 同上, 180.
2. Cobler, 183-184.
3. 同上, 80.
4. David Childs, From Schumacher to Brandt: The Story of German Socialism 1945-1965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66), 49.

模范所不需要的：KPD

战后，KPD得益于明确的反纳粹历史记录，但由于各种因素，这一强势地位迅速瓦解。华威大学的Patrick Major在他的著作The Death of the kpd: Communism and Anti-Communism in West Germany, 1945-1956中对这种衰落进行了有价值的概述。
根据Major的说法，战后的党领导层发现自己经常与更激进的普通党员发生争执。由于许多工人阶级的不满都是针对占领国的，其中之一就是苏联，所以它与它的所谓的支持者——无产阶级——进行联系的处境是很差的。事实上，正如Major指出的那样，“最早支持罢工的人往往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德国康米党人像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把重建国家放在工资增长或者甚至是去除纳粹化的管理之前。”[5]
该党与执政东德的统一社会党(SED)的关系进一步削弱了该党的实力。SED鼓励KPD的保守倾向，坚持优先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反对西方占领军的进步反对派，把阶级斗争放在次要位置。他们不仅希望能够从帝国主义手中撬下来“西部地区”，而且还意识到KPD的主要竞争对手——SPD——正在通过其“煽动民族主义乌合之众”来赢得支持。 [6]在这个爱国策略为主的时期，反资本主义的言论被淡化了。在一些州，党员被要求停止在公开场合演唱《国际歌》，锤子、镰刀和苏联红星的标志也从他们的活动行头中被移除。 [7] 让从第三帝国下幸存过来的许多同志感到反感的是，KPD甚至一度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殖民主义”的联合阵线，吸引中产阶级分子、爱国资本家，甚至前纳粹支持者。[1]
尽管KPD在1956年被取缔，但这种可疑的“反殖民主义”代表了真正的阶级力量，以及相当一部分进步的观点。这些姿态并没有为康米党赢得任何重要的民族主义支持，但他们所代表的政治主张在未来反对重建武装和核武器的运动中依然可见。尽管这些运动中绝大多数都是左翼分子，但它们仍然能够吸引（并接受）保守派甚至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他们反对融入西方集团，认为这是“不爱国的”。
随着冷战的降临，与东德SED的联系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负担：当西边的康米主义者在FRG反对重整军备时，他们不得不为GDR的重整武装找借口；当他们谴责西部剥削性的工作条件时，他们不得不为东部的计件工作制政策辩护；当他们抱怨美国人对FRG的“殖民”时，他们不得不对GDR并入苏联集团一事保持刻意沉默。
尽管党在明确反对阿登纳政权专制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战斗，不仅因为右翼的镇压，还因为西部地区斗争的要求与东部地区的统治相矛盾。

1. 如上，133.
2. 如上，26.

二、革命政治重现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