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

升上初中，报到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填自己的个人资料。这是全市成绩最好的初中，学生是通过考试从全市选拔来的，于是个人资料里要填上自己家到学校的距离。记得那时我举手提问：“距离是直线距离还是车程？”被班上不少同学引为笑谈：“问距离当然是指车程啊，这小子是装逼吧？”不过，在今天的我看来，搞明白距离是指直线距离还是车程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有“距离是指车程”这样的默认。

报到的第一个晚上我们没什么事可干，数学老师就给我们出“二十四点”的题做着玩。所谓“二十四点”，就是从扑克里抽四张牌，用它们的点数凑出24这个数字。总共有12道题，我独立做出来三四道，剩下的题都是和别人“交流”来的。不过，同学之中也有几个人能独立做完12道题，那时的我还记得母亲“到了初中，周围的人不是你小学那样了，要多向他们学习”的教诲，于是暗自记下了这几个同学，想观察与学习他们。

当然，报到第一天最让人兴奋的还是第一次住宿。我们的宿舍设计上是8人寝，但我们这一届开始减少招生人数，原本50个人的班现在只有45个人，我于是被分到一间只有5人住的宿舍。宿舍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当然也就有人少的弊端：原本宿舍卫生工作是8人份的，如果只有5个人，其中就要有3个人干双倍的工作。无论如何，住宿的第一晚我们十分兴奋，卧谈会持续了很久。舍友们轮流介绍自己的兴趣爱好，碰巧引起话题时就聊下去，聊完了再继续自我介绍。那时具体聊了什么，现在当然不可能记得。但我确信，那时我一定沉浸在初中这片新天地给我的新体验之中。刚体验的东西还在回味，新的感觉就又涌上来，这是一段从未有过的经历：比起小学，初中是一片远为广阔的天地。初中所拥有的与所能给我的东西，是小学的百倍千倍。在这里，我终于能自由地生长，而不用受小学那种规矩与条框的限制。

那时候大家在看《时间简史》和《明朝那些事儿》，我全都看过了，就开始看《三体》和刘慈欣的其它作品。不久以后《三体》拿了奖，大家也开始看《三体》，我对它就失去了兴趣，到图书馆开始看起《科幻世界》。正好赶上张冉连载《太阳坠落之时》，让我对《科幻世界》的水平有了过高的期待，结果此后一连几期都相当失望。

我们每天17：10放学，19：20开始晚自习，中间有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供挥霍。作为一个nerd，我把别人打球的时间都拿来看了书。我平均2周能看完一本大部头，而在冬天洗澡频率比较低的时候，我每周就能读完一本几百页的专著。那会儿我对人文社科知识不太感兴趣，把一门心思投入在自然科学与计算机上，很快入门电子制作，开始是拿51单片机整活，后来又耍上了Arduino。我初中的老师不会管学生在台下干什么，除非他们玩手机或发出声音打扰到周围的同学，所以我可以在课堂上往面包板上插拔各种元器件，尽管单片机的编程仍然必须在课后到机器人社团里完成。

我使用的单片机内有比较特殊的电路，能感应到极其微弱的电流。记得我做出了一个触摸式的电子琴，使用的时候一只手握着电源正极，另一只手触摸连接着单片机引脚的导线来演奏。5V的电源，流过人体的电流微乎其微，但单片机仍然能感应到。一下课，我就把这琴拿出来玩。同学们的兴趣与精力是无限的，他们排着队来借我的琴。

尽管我对人文社科知识暂时不感兴趣，人文主义的思想却已经有了萌芽。而因为对人文社科知识缺乏了解，我没法直接表达“自我解放”一类的愿望。它以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以科学的权威，打倒母亲的权威。我写了好几篇文章，记述母亲与其它亲戚的迷信行为，写完以后被同学们传阅，还被几个同学称赞“写得好”。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只要是我自己真心写的东西，就能得到别人的欣赏。

都说“达则兼济天下”，在一个精神富足的环境里，我的同情心泛滥起来。曾经我是只懂仇恨的人，但渐渐地，我学会了如何表达同情与关爱。一开始，我的同情心只限于处境与自己相似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所同情的人越来越多。有同情心，自然会向他人施以援手。我加入了一个名叫“笔会”的线上文艺组织，在那里，我为所有受压迫的人写作。

那时发呆的时间仍然足够，而我的思维正巧停不下来。空闲的思维时间足以让我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个社会模型，那时我叫它“自由论”。它的内容如下：

1. 在任意时刻，在现存人类中选定任意个体A，并将其余个体消除。假设人类当前的资源不会折旧，并给A无限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劳动，那么A在无限时间内可以进行的所有行为就是人类的自由在选定这一时刻的界限，该界限定义为C。
2. 在上述模型中，加入且仅加入个体B，则由于占用空间的排他性，A无法在B的身体占用的空间内活动，反之亦然。除此以外，由于物质的所有权具有排他性，同一物质无法为A、B在同一时刻占有，故可认为对A、B个体而言，他们的自由减少了。根据数学归纳法不难推导，随着这一模型中个体的增加，个体的自由呈单调递减。
3. 根据罗尔斯《正义论》的“无知之幕”实验，上述模型中，理想的状态，或者正义的状态应当是这样的：模型中，个体拥有的“自由量”与个体的数目呈反比关系。关系式为：个体自由量=C/个体数目
4. 在上述模型中，加入个体间的关系。个体间可以有三种关系：忽视、合作或攻击。其中，个体间的相互攻击会导致资源消耗（让C减少），从而使个体拥有的“自由量”与个体数目的关系偏离反比关系。随着个体数目的增加，个体拥有的“自由量”会比（C/个体数目）更低一些。随着个体相互攻击概率的提升，这种偏移的程度也会加剧。
5. 为了遏制个体相互攻击对C的损耗，需要形成并维持某种凌驾于每个个体之上的力量D，来消除个体间的相互攻击，或将其限定在足够小的范围以内。D的存在同样会减少C，但其减少的程度低于个体间无止境相互攻击造成的C的减少程度。
6. 这个D是抽象的。它的具体存在形式有：合作个体间形成的小集体、个体基于抽象理念E而间接合作形成的群体。E在历史上的表现形式有宗教、国家等。

现在看来，那时我的想法当然是不够成熟的，但比起小学的幼稚来说也已前进了一大步。现在的我与小学的我在人文思想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继承关系，却近乎全盘接过了初中时的萌芽，并发展了它们。

初三时，我此生唯一一次喜欢上了学校，此生唯一一次觉得在学校呆着比家里舒服——尽管学校里没有电脑和手机。初三的压力稍大、时间稍少，但依然不影响我每天去杂志阅览室看《科学世界》《科幻世界》和《无线电》，依然不影响我每天晚自习写完作业（或者还没写完作业）后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些东西。早上醒来，上课，跑操，吃午饭，回宿舍和舍友下五子棋、玩成语接龙、和宿舍里两个年级第一的学生高谈阔论，午睡，上课，放学，看一堆杂志，写作业，然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就是我那时候的日常。

这一切，我习以为常的日常，却是不间断发生的奇迹。那时私立初中还能照常运作，我们的校长和副校长肯放权给级长们、不干涉具体的教学工作；我们的级长正好是一个当年参加过运动的水平极高的人，他肯放权给各位班主任；我的班主任正好是一个关爱学生的老师，他肯放手让班委干活；我正好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威权的班长，肯垂拱而治，让班上的学生们自由发展；班上的学生们正好足够友爱互助，给我莫大的精神鼓舞，又进一步改变我对治理方式的预期；我们的作业量正好很少，我能用课余时间发展自己的各项技能；我的语文老师正好很慈爱，培养我写作兴趣的同时又弥补了我家庭的缺失；我正好处在一个类似象牙塔的环境里，不用想那么多脚踏实地的事情，可以创造许多天马行空的理论。这里面哪怕有一个环节不一样，我的日常也将天翻地覆。

日常之所以为日常，是因为它的暂时稳定，因为它的润物无声。但一天一天过去，我赖以生存的日常终于消灭殆尽，我开始赤手空拳与变幻莫测的生活搏斗，直到这时，直到私立初中无法选拔学生，直到高中的校长胡乱指挥，直到新的级长无能为力，直到新的班主任唯分数论，直到班上的学生精致利己，直到被作业忙得焦头烂额，直到带着自己的理想一头撞死，直到这时，直到所有的奇迹不再发生，我才能发现曾经赖以生存的日常是何等的珍贵。

高一时，我放弃了电子制作，放弃了编程，放弃了在学生电视台的工作，只为靠化学奥赛混进重点班。

高二时，政策改变，我没能进重点班。我放弃了自己之前建立的社会模型，因为我再没法天马行空。我以马克思的理论取而代之，因为我只能脚踏实地。

高三时，我对珠江口另一头发生的事情选择了沉默，因为自知拗不过强权。班主任撤下了我班长的职位，因为他只需要上传下达，而同学们只希望有个人来包揽学习以外的一切，不想被我强迫着商量学习以外的事情。我曾经作为理想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最后尊严，不过是没有用“德匹下”来解释与辱骂班上的同学们。

我常常这么自嘲：我被生活与命运碾得粉身碎骨。但连这个自嘲也变成了对我的另一重讽刺——我当然知道，我所谓的命运不过是几个人打几个喷嚏而造就的，我所谓的生活不过是这些人动动手签个名盖个章就强加给我的。只是我已经懒得向身边的人解释什么，因为没有了初中那样的环境，我与身边人的关系不过是点头之交，而点头之交又怎能承载我的不甘与愤懑？有时我会将它们取一勺出来，展示给别人看，但他们应付的举动已经明示了拒绝的态度。如果我坚持不懈地展示，终有一天我的社交会变成祥林嫂的社交，我在他人眼中的模样会变成祥林嫂的模样。所以我选择用像这样浅薄的话语应付自己的人际关系，而独自承受那些所有沉重的东西。只是偶尔午夜梦回，想起自己曾经不用这么自我封闭，想起曾经的周围的人会关心我，这些不甘与愤懑又会让我淌几滴泪，流一点鼻涕。

在《素晴日》里，SCA-自借高岛柘榴之口说：“没有不因为生活受伤的人，只是大家都装作轻伤罢了……”但我却知道，不让人受伤的生活是存在的，不需要装作轻伤的时刻也是存在的。它们是我曾经的日常，现在看来的奇迹。

初中时我所度过的每个平凡的日常，都是连续发生的奇迹。而现在，奇迹只是不再发生罢了。